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

摘要：随着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的不断发展，企业在海外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文章通过选取近年来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一些典型案例，分析了企业在海外市场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审查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本文对装备制造企业防范和应对风险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典型案例；风险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实现了迅速的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家。伴随企业“走出去”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也日趋优化。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投资规模和范围实现了较快发展，我国的高铁、核电等大型成套设备的出口和对外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外产业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重要原因。张厚明（2015）认为，我国装备制造业所具备的规模优势、国内产能过剩的局面、“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投资机遇等因素为其“走出去”提供了条件。
在装备制造业“走出去”迅速发展的同时，企业在海外市场也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投资风险，这些投资风险对装备制造企业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其一，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脆弱、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造成了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保守主义的崛起，特朗普政府上台、英国脱欧等事件表明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出现了恶化，这不利于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进一步发展。在许多发展中东道国，企业长期以来都面临政局不稳、政策变动、宗教文化差异、劳工和法律纠纷等问题。其二，我国的装备制造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存在由于自身因素导致的风险，比如，张金城（2015）认为我国装备制造业存在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应弱、技术含量和增值能力较低等问题，使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很大挑战。上述这些因素都使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面临着风险。从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在海外投资经营中的一些典型的案例来看，这些风险主要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审查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这四种类型。通过选取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一些典型案例，本文分析了企业所面临的上述四种风险，并就风险的防范和应对提出了若干建议。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至第五节通过选取一些典型案例，分别探讨了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法律审查和经营管理风险。第六节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就装备制造企业防范和应对风险提出了建议。
二、政治风险
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重要领域是工程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项目大多集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些地区往往存在较高的政治风险，比如政体或政权不稳定、党派竞争激烈、政治治理水平低下、腐败猖獗等现象，给装备制造企业的投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政治风险给装备制造企业带来负面冲击的一个典型案例，是2014年中铁建墨西哥高铁项目的失败。墨西哥高铁是墨西哥政府授权外国公司建设的首条高速铁路项目，其标段总长度约210余公里，连接了首都墨西哥城与国内第三大城市Queretaro。高铁设计速度约300公里/时，项目总投资约43亿美元。据估计，该高铁项目将为墨西哥国内提供超过6万个直接和间接的工作岗位，且将有效的带动高铁沿线的商业、地产、电力、通讯等产业的发展，以及国内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增长。该项目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联合体中标。但是在中标仅3天之后，墨西哥政府却宣布取消先前与中铁建公司达成的中标合同，并就此高铁项目重新进行规划和招标。墨西哥政府给出的解释为：由于投标过程较短且中方相对于日本、法国等公司的标价较低，国会、议院以及社会舆论对此次招标的透明性、程序合法性以及投标的公平竞争程度均有较大争议。因此取消先前达成的合同并重新进行招标工作，是希望得到让政府和社会公众满意的招标结果。墨西哥前驻华大使Guajardo认为，墨西哥政府取消中国公司的合同还隐含另外一层含义，即表明其并没有依赖中国以及不存在向中国“寻求恩惠”的态度，且“中国国企习惯于在非洲、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方式，在墨西哥行不通”，这些看法在墨国内的中上层政治集团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此外，中国在墨西哥投资修建高铁这样的重大工程项目也涉及国际外交因素，可能也会引起美国方面的忧虑和干预。
从墨西哥高铁项目的失败中可知，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于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将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拉美国家的国内党派和议会斗争比较激烈，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外国直接投资的时候，左翼与右翼党派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往往产生较多分歧，由此可能导致对外国企业的政治干预进而产生不确定性。墨政府希望招标结果不至于引起议院?|疑而取消招标就是这种政治风险的表现。对于中国企业投资的看法和态度，则表明东道国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这也对投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墨西哥高铁项目可能会引发的来自美国方面的政治、外交压力也说明，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不仅面临东道国国内的政治风险，也会面临来自第三方的干扰，这加剧了政治风险的不利影响。
三、经济风险
如前所述，装备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具有规模较大、固定资产比率较高、投资周期较长等特点，这意味着其容易受到东道国经济风险的不利影响，如宏观经济衰退、恶性通货膨胀、金融系统不稳定、信用和债务状况恶化等。
受金融危机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影响，经济风险对装备制造业投资的冲击在自然资源型东道国较为明显。中铁集团委内瑞拉高铁项目的终止是经济风险的典型案例。2009年3月，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委内瑞拉高速铁路项目正式开工，合同总造价金额约为75亿美元。但是在项目开工后不久，委内瑞拉政府的各项工程款项支付就出现了严重的滞后和延误，进而导致工程建设进度受到很大影响，已经无法在预定期限内完工并交付使用。2012年之后委内瑞拉国内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并伴随恶性通货膨胀、失业率飙升等问题，导致这项工程逐渐陷入停滞直至终止。从直接原因上看，导致中铁集团委内瑞拉高铁项目失败的因素是东道国政府支付能力欠缺，而这一问题则源于该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委内瑞拉经济增长起伏波动程度比较大且经济增长的动力比较脆弱。委内瑞拉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是其相对单一的产业结构，过度依赖石油和国际市场使其受外部需求的影响较大，危机之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使其蒙受极为沉重的打击。经济增长的下降减少了政府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支出，且导致赤字与债务负担加重。同时，委政府通过增发货币为赤字融资，由此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出现急剧上升。中铁集团因此不仅面临合同款项无法得到支付的风险，也因委内瑞拉货币的大幅贬值而产生汇兑损失风险，导致高铁项目的终止。
四、法律审查风险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热点地区。对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等?l达国家的市场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日益增多。发达国家往往具备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由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间相对较短，对各种法律规则并不熟悉，因此容易触及东道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此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出于政治外交考虑或意识形态偏见，将中国企业的进入视作对所谓“国家安全”、经济主权的威胁，在近年来陆续加强了对企业的审查和监管，由此也导致企业面临诸多障碍。
法律审查风险较为集中的体现在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之中，涉及装备制造企业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三一重工的投资受挫。三一重工在美国的关联企业--罗尔斯公司主要业务是风电场建设和电力销售，该公司在俄勒冈州有数个风电场项目。2012年7月，美国的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CFIUS）认为该风电场靠近美国海军的军事基地，因此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军事机密构成较大威胁。三一重工集团已经与罗尔斯公司签约，并购了后者在俄勒冈州的4座风电场。在此之前，美国海军曾就其中一个风电场项目的建设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关注，罗尔斯公司对此的解决办法是将场址搬迁至远离基地之处，并得到了军方的认可。但是在CFIUS看来，位于俄勒冈州境内的这4座风电场项目均会对海军基地的电力供应产生控制和影响。CFIUS据此要求三一重工在5天内将相关物资全部撤走，并在一定程度上冻结了风电场的资产，如发电机、输送设备等等，不允许将这些设备资产交易或出让。随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基于同样的理由对该风电场项目签发了总统禁令，否决了三一重工与罗尔斯公司此前达成的并购协议。此事件使三一重工在美国市场上的企业声誉、社会公众和品牌形象均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三一重工认为其合法的投资权益受到侵害，因而起诉了CFIUS和总统奥巴马并要求美方进行相应的赔偿。美国当地法院的判决认为，该风电项目具有受宪法保护的合法财产权，美国政府需要向三一重工和罗尔斯公司公开做出否决交易所依据的非保密信息，并使三一重工可以在了解相关的信息之后有机会予以回馈。此外还要求就罗尔斯公司对CFIUS各项诉求立案并进行审查。尽管如此，这仍然对三一重工在美投资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且增加了诉讼、审理等方面的法律成本、延误了投资时机和市场机会。
三一重工的案例表明，随着中国企业OFDI投资规模、结构和区位的不断变化，发达国家已经将其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来看待。东道国通过在法律、监管和审查等方面设置障碍或壁垒，使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如上所述，CFIUS阻止三一重工投资建厂的理由是威胁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或主权的不可协商性意味着企业很难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维护投资利益；美国政府签发的总统禁令也为阻止三一重工的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使企业处于被动局面。相较于其他行业的企业来说，装备制造企业也更有可能受到法律审查风险的影响。如上述案例中，三一重工的风电场项目涉及军工、能源、电力等敏感领域，在美国制造业不断外流、产业竞争力下降的背景下，来自中国的装备制造企业的投资便频繁的被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而阻挠，这是法律审查风险出现的重要原因。
五、经营管理风险
垄断竞争优势理论认为，跨国企业需要具备超过本地竞争对手的垄断能力才能获取超额利润，进而在外国市场生存。垄断能力包括经营管理、生产效率、成本控制、资金获取等诸多因素。装备制造企业大多为资金或技术密集型，海外投资往往以并购的方式进行，对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消化吸收是影响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我国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的动机主要是获取先进技术以及战略性资产，且在海外市场上面临激烈竞争，如果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善就容易产生风险。
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失败的案例是经营管理风险的体现。2004年10，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以股权并购的方式完成了对韩国双龙汽车公司的并购和控制。根据二者达成的股权交易协议，上汽集团参股韩国双龙汽车公司48.92%的股份；2005年通过资本市场交易，上汽增持双龙股份至51.33%，成为绝对控股股东。上汽拥有资金和市场的优势，而双龙则拥有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通过此次并购，上汽期望可以获取技术以及增强自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同时双龙的研发实力也对上汽的未来发展大有裨益。
但是，上汽也面临着技术的消化吸收、资金的有效运作、人员的配备使用和管理上的协同整合等难题。在上汽还没有完全掌握双龙经营状况的前提下，采购协同所带来的采购成本降低、营销协同带来的国际渠道共享等红利则无法实现，致使企业难以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不利于塑造企业的成本和价格优势。在整合过程中，上汽的失误之一是对利益相关者的承诺和履行，比如对员工和管理层的过度承诺导致公司陷入无法兑现的信任危机，并引起当地员工的罢工行为，从而加剧了经营风险。2008年后随着国际油价上涨以及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和出口贸易萎缩的影响，双龙集团生产的SUV和大型车由于高耗油、节能减排效率低下而面临市场需求下滑的局面。此后，对柴油汽车的财政补贴在韩国被取消，而双龙汽车主要以柴油车为主，这对其市场销量造成了很大冲击。为了应对上述冲击，上汽对双龙进行注并计划从双龙公司的生产一线裁员2000人，但这一决策遭到双龙工会的坚决抵制，劳资双方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进而使上汽双龙的经营管理陷入困境。2009年1月，上汽向韩国首尔法庭申请双龙破产保护，随后韩国法院宣布双龙汽车进入破产重组程序，上汽集团失去了对双龙的控制权。上汽并购双龙的案例表明，经营管理风险是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之后，在运营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其一，企业内部的技术、营销、品牌等战略性资产的消化吸收和整合利用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在经济危机后复苏乏力、增长前景脆弱的当下，这些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更加凸显。双龙在金融危机后遭遇的销售下滑表明，上汽对于双龙的产品类型、技术特征并未针对市场变化而进行有效的改造、升级和创新，导致企业在外部需求变动时缺乏应变能力。同时，上汽也没有较好的对接双龙的采?和营销渠道，致使其没有充分利用后者的竞争优势，使生产成本、投资收益以及利润受到影响。其二，如工会组织、劳动力雇佣、薪资待遇、福利等本地化管理的内容是企业经营管理风险的重要来源。上汽在没有同双龙工会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就宣布裁员计划，由此导致了劳资双方的对立。此外，经济危机时期的裁员计划更容易引起员工、工会以及被并购方管理层的不安全感，这也加剧了管理上的阻力并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选取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中的一些典型案例，分析了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案例分析表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审查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是装备制造企业在海外面临的主要风险，对企业的投资经营造成了较为不利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我国的装备制造“走出去”进程也将日益加快，这意味着企业需要时刻面临各种投资风险的挑战。对此，企业、政府部门和相关组织应采取相关措施，为装备制造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持。第一，要全面加强对海外市场环境的调查研究工作。如前所述，装备制造企业的直接投资往往集中在工程建设领域，具有投资周期长、固定资产比率较高等特点，容易受东道国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企业不仅要关注经济因素的变化，也要全面了解东道国的政治状况、法律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状况等等，这些因素是各种风险的来源，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条件。对于向发达国家投资的企业来说，还要关注和了解东道国与中国的政治外交动态、监管审查状况、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等因素，尽量减少和降低东道国对中国企业的误解与偏见。第二，政府部门应采取相关举措为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和支持。通过减少项目审批、放宽外汇兑换、加强劳务人员培训等措施，降低企业“走出去”的各种交易成本和费用。加强与装备制造企业投资集中的东道国的政治外交沟通、积极推动和完善双边及多边投资体系的构建，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制度保障。第三，各类中介机构，如驻外商会、经贸机关、使领馆等要加强与企业间的合作联络，为企业提供相关的规划、法律咨询、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信息。高校、科研机构和智库等要加强对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风险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工作，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张厚明.“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研究[J].工业经济论坛，2015，（6）：10-15.
[2]张金昌.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5，（9）：39-42.
[3]王梅.中国投资海外：质疑、事实和分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货币政策与房地产系统交互协调研究”（项目号：61703010）。
作者简介：倪宇泰（1974-），男，汉族，浙江省绍兴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包龙飞（1988-），男，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与对外直接投资。
收稿日期：2018-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