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战略、突破式创新与政府创新支持

政治战略、突破式创新与政府创新支持

摘要？演构建了政治战略、突破式创新和政府创新支持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探究了企业发挥突破式创新的中介效应，利用政治战略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路径机制，并讨论了技术能力和战略柔性的调节影响。303套我国企业的双份调研数据支持了政治战略对突破式创新和政府创新支持的积极影响，突破式创新对政府创新支持的正向影响，以及突破式创新在政治战略和政府创新支持之间的中介作用。此外，技术能力和战略柔性通过削弱政治战略和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减弱了突破式创新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政治战略；突破式创新；政府创新支持；技术能力；战略柔性
[中图分类号]F27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8）09-0018-06
一、引言
突破式创新是企业突破现有技术和产品轨道的一种技术创新类型，有助于企业领先竞争者并保持长期竞争力。相比发达经济体，在我国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开展突破式创新，难度更大，风险更高[1]。尽管突破式创新相关研究正在蓬勃发展，但我国企业突破式创新实践并不乐观：多数企业均面临自身创新资源短缺，政府则是稀缺资源的最终控制者。因此，从政府机构切入，构建良好的政企关系，积极主动地影响和塑造有助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良性外部环境，即发挥企业政治战略的积极影响，不失为一条实现突破式创新的捷径。从企业和政府互动的视角出发，突破式创新和政治战略相关研究仍有以下几方面亟待完善之处。
第一，国内外企业政治战略相关研究仍停留在政治战略的描述、分类和影响因素，而政治战略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稍显不足[2]。尽管学者们从理论上认可政治战略的积极效应，但是其对于创新的影响仍需进一步通过大样本实证研究进行检验。第二，从政府实施支持性创新政策的出发点来讲，突破式创新实践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展开高水平的突破式创新有助于企业博得政府创新支持的关注和青睐。但是，突破式创新对于政府创新支持获取的相关实证研究仍待丰富。第三，企业政治战略对于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受限于企业自身能力。本研究拟探究两种不同的企业能力，即技术能力和战略柔性，如何从资源角度影响政治战略和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基于以上关键文献不足，本研究将讨论企业政治战略、突破式创新和政府创新支持获取三者间的路径关系，以及企业技术能力和战略柔性的边际调节影响。
二、理论和研究假设
（一）政治战略、突破式创新与政府创新支持
企业政治战略是指企业积极主动地以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式影响和塑造政府政策，如游说或直接和间接参与政府政策制定等手段影响公共政策、法律和规则等[3]。笔者认为，展开政治战略，不仅有利于企业突破式创新，更促进了企业从政府处获取更多的创新资源。
在当前转型经济背景和政策环境中，政府是稀缺资源的最终控制者[4]。政府通过政策设计，引导产业发展和企业战略活动[5]。展开高强度政治战略的企业，能够构建良性的政企关系，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享受更多的扶持性政策和财政补贴，并通过良好的政治互动与关系连接，在政府体制机制设计的过程中，适时地引导政策走向，使政策和法律规定朝着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方向变革，从而增强了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活动[6]。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政治战略有助于政府创新支持获取。
H2：政治战略有助于突破式创新。
从政府对于创新的支持性政策层面来讲，政府的激励性创新政策通过给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优惠性政策，扶持和推动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6]。企业自身的创新程度，则是政府甄选过程中的核心指标之一。创新性强的企业，不仅研发水平更高，还具有更高的资源转化效率，能够通过突破式的技术和产品研发，将获取的政府创新支持，更有效地转化为创新成果和创新产出，在行业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增强其他追随性企业对于创新的关注和投入，进而提高行业整体创新水平，推动产业发展[7]。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突破式创新有助于政府创新支持获取。
综合上述政治战略、突破式创新和政府创新支持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开展政治战略的企业，其突破式创新水平更高，而高水平的突破式创新则使企业在政府创新支持的甄选过程中表现出众，获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即：
H4：政治战略能够以突破式创新为中介机制促进政府创新支持获取。
（二）技术能力与战略柔性的调节效应
企业能力在政治战略和突破式创新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影响。以下论述两种重要的企?I能力，即技术能力和战略柔性，对于以上关系的调节作用。
技术能力是企业运用先进技术以研发新产品与新服务的能力。我们认为，技术能力负向调节政治战略对于突破式创新的积极影响。培养技术能力和构建政治战略，是两种存在资源竞争的战略活动[8-9]。企业政治战略的构建与维系，需要企业耗费很大的资源和人力。技术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将其资源和能力用于技术研发，通过产品和技术突破，在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提升企业绩效，而非着眼于政治战略。因此，对于高技术能力的企业来说，政治战略对突破式创新的积极影响较小。反之，技术能力相对薄弱的企业，更倾向于在政治活动和战略中投入更多资源和时间，与政府机构构建良好关系，以期影响和引导政府的政策和规制，从而从中寻求突破式创新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认为技术能力负向调节政治战略和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战略柔性是指企业对于外部市场和竞争环境的反应性和灵敏性[10]。在动态竞争环境中，企业需要对于外部环境变动做出积极回应，抵御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认为，战略柔性负向调节政治战略对于突破式创新的积极影响。与技术能力类似，战略柔性这种动态的企业能力与政治战略构建也存在资源争夺。战略柔性越强的企业，将其更多资源和能力用于研发和生产，期望通过技术突破和技术竞争，提升企业绩效，而不是将更多资源投入政治战略活动中。因此，当战略柔性较高时，企业政治战略对突破式创新的积极影响被削弱。而战略柔性很低的企业，则更依赖政治战略对于突破式创新的积极效应，在政治战略活动中投入人力和财力。因此，我们认为战略柔性负向调节政治战略对突破式创新的积极影响。结合假设4中突破式创新在政治战略和政府创新支持获取之间的中介效应，我们进一步认为，技术能力和战略柔性负向调节了突破式创新在政治战略和政府创新支持获取之间的正向中介效应，即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5：技术能力负向调节了政治战略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以及突破式创新在政治战略和政府创新支持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H6：战略柔性负向调节了政治战略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以及突破式创新在政治战略和政府创新支持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文中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收集
我们使用大样本调查问卷进行实证检验。从国外成熟量表中摘取了核心变量的测量指标，并根据我国现实情况进行了修正，以保证测量题项和我国现状更加吻合。当初始版英文量表产生后，我们让两位翻译者独立执行了翻译和回译，第一位翻译者将英文量表译为中文，第二位翻译者将中文量表回译为英文。接着对比了两版英文量表的异同，并修正了文字表述和结构方面的不合理之处，保证描述清晰准确且具有跨文化一致性。预调研阶段，在西安高新区随机选取10家企业，根据他们的意见再次进行修改，至此形成最终版问卷。实际调研发放1500套双份问卷，回收到303套有效的双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20.2%。
（二）变量测量
变量测量使用7点李克特量表，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
政治战略：取自Hillman和Hitt[11]，使用6个题项。
突破式创新：来自DeLuca和Atuahene-Gima[12]，合计5个测量题项。
政府创新支持：取自Li和Atuahene-Gima[13]，包括7个题项。
技术能力：取自Zhou和Wu[14]，共5个题项。
战略柔性：来自Sanchez[15]的研究，共8个指标。
本研究控制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和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等4个变量。企业年龄使用企业生存年数的自然对数测量；企业规模是雇员总数的自然对数；所有制类型和企业是否?楦咝录际跗笠滴?哑变量，其中国有和高新技术企业为1，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为0。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及描述性统计
表1中，各变量拥有远大于0.8的Cronbach'sα值和组合信度指数，说明变量的信度非常好。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全部大于或接近0.7，AVE大于或接近0.6，证明变量的聚合效度优异。表2中，对所有变量来说，AVE的平方根均远大于其和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变量通过了区分效度检验[16]。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远小于0.7，方差膨胀因子远小于10，说明多重共线性没有对本研究的结果造成干扰[17-18]。
由于研究中使用自我报告的调研问卷，我们使用了两种方式衡量共同方法偏差的威胁。第一，使用双份调研问卷，使外生和内生变量取自不同问卷。第二，执行了Harman单因素检验。未经任何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析出7个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31.914%的变异。可知，并未出现能够解释绝大部分变异单因子。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并未对本研究造成威胁[19]。
（二）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通过SPSS22.0的PROCESS插件进行。首先检验政治战略、突破式创新与政府创新支持之间的关系，即假设1～4。在PROCESS中选择MODEL4，以2000次BOOTSTRAP样本，95%偏差纠正置信区间条件下，各模型的回归系数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别如表3和表4所示。
表3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以政治战略为自变量，以政府创新支持为因变量，回归系数为0.478，显著性水平为p本研究的局限表现为横截面数据在验证因果关系方面的内在缺陷性。后续研究可使用横截面数据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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