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中国式管理提出并兴起。在中国式管理由理论向实践的推进中，中国管理模式、中国式管理模式等用语不断见诸报端。很多情况下，人们往往天然地认为，中国式管理就是中国管理模式的简称。曾仕强在其著述中，也将中国式管理与中国管理模式作为同一概念进行使用。进入21世纪，企业界从管理实践的角度身体力行“中国管理模式”，并渐次升华出此概念之后，中国式管理与中国管理模式产生了极大的理论鸿沟和实践运作差距。面对二者之间的差异，崇尚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管理认为，中国管理模式只是在形式上贴了一个中国管理的标签，实质上已经失去了中国的民族本色；融入现代气息的中国管理模式则认为，中国式管理局限于古老的管理文化，不懂得如何吸收包括中西现代文明，是目光狭隘孤芳自赏。在相互争论和贬低对方的过程中，二者似乎都遗忘了其共同的目标，即为中国管理理论争得更多的全球话语权。由此，回应人们对中国式管理或中国管理模式的盛赞抑或质疑，我们有必要澄清二者的不同之处，点明二者的互补互促、共长共进的对立统一关系，以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进步和发展。
1中国式管理与中国管理模式的管理来源
中国式管理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时任台湾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系主任的蔡麟笔教授，在翻译和研究西方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出版著作《诸葛亮的管理哲学与艺术》(1977)和《我国管理哲学与艺术之演进和发展》(1978)，首开中国式管理研究之先河。80年代之后，曾仕强、潘承烈、苏东水、成中英等学者开始对中国式管理进行了大力弘扬和发展，使中国式管理成为当代中国管理之显学。
从中国式管理的起步和内容来看，倡导中国式管理的学者多是在与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和借鉴中，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特色和魅力予以彰显的。由此，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来源于3个基本方面：一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古代传统哲学；二是具有西方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三是佐证中国式管理的我国古代行政管理实践。对中国式管理而言，传统哲学是其灵魂，现代西方管理科学是其参照和使用的工具，古代行政管理实践是其根基。总之，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来源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实践”。
如果说中国式管理是从理论的视角、从古代行政管理实践对中国管理特色进行反思总结的话，那么，中国管理模式则是从实践的视角、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对中国特色管理理论进行的探索创新。
从管理实践中体验并大力倡导中国管理模式的企业界的典型代表，主要有方太集团总裁茅忠群、金蝶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徐少春、尚舜化工执行主席徐承秋等。在对管理实践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徐少春曾构建了一个中国管理模式的三角模型，分别由中国管理哲学、西方现代管理科学、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实践3个部分组成：中国管理哲学并不仅仅是指古代管理智慧，其在包容中国管理智慧的同时，还包括有反映时代精神的现代管理哲学思想；现代西方管理科学则不仅仅是一种参照物，与此同时，它更是中国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企业管理实践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企业的管理实践。在企业发展中国管理模式的热情推动下，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管理学界的专家学者，开始将其与系统的管理学理论相结合进行深入研究，以助推中国管理模式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
从二者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式管理或中国管理模式之所以为中国人津津乐道，无非是因为它们都极为重视和意欲展现中国人在管理领域中的聪明才智，但是，在张扬中国智慧的过程中，二者的思路各有不同。中国式管理着眼古代历史与文化，研究目的多是为了借古鉴今，藉凭管理弘扬国学；中国管理模式则着眼现代社会与经济，研究目的是为了综合创新，借鉴国学发展管理。总之，中国管理模式的理论来源是“中国管理哲学+西方现代管理科学+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实践”。
研究思路的不同，致使二者在生成根基、建构前提、核心内容、表现形式、应用特性、追求目标等方面都大为不同，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式管理形成于农业经济时代，从而使之具有浓厚的等级色彩；等级关系的存在，使管理者必然注重对被管理者的控制，以维系等级关系的存在与发展，这便呈现出管理较强的控制色彩；为进行有效控制，中国式管理在传统哲学的统驭下，形散而神不散，进而使其在应用过程中，灵活机智；在追求目标上，古代行政管理的实践渊源，使其强调组织体系的稳定与和谐。中国管理模式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彰显了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在追求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其强调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着意于推广，中国管理模式极为重视体系化建设，进而使其在应用过程中，可复制性特点明显；在追求目标上，现代企业管理的实践渊源，使其强调组织体系的发展。
2生成根基：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及知识经济
2.1农业经济：中国式管理的生成根基
中国式管理孕育、产生于农业经济时期。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是一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闭性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历史上看，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与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共同维护了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在国家政权不断更迭和稳定的过程中，我国封建王朝适应农业经济的基本要求，建立了强大的行政管理体系，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范，提出了各种管理思想，采用了许多管理方法和管理艺术，实现了对人的有效控制。正是由于我国古代行政管理实践具有对人控制的有效性，所以中国式管理才为后人所瞩目。
当然，也应看到，中国式管理的生成基础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中国式管理已经成为历史。目前，不少人质疑中国式管理是否具有当代价值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式管理产生于农业经济时代，认为在工业经济及知识经济取代了农业经济的条件下，丧失了生存根基的中国式管理是否还会有生命力。
2.2工业经济及知识经济：中国管理模式的生成根基
中国管理模式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发达于知识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之后，伴随我国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企业多采用传统经验管理思想，或引进西方的科学管理思想。从实践中看，经验管理已经不足以驾驭现代企业；纯粹的西方管理思想又不可能解决中国企业存在的所有问题，因此，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快，在企业由重视物力资源转向重视人力资源，由重视生产转向重视顾客，由竞争对抗转向竞争合作等经营环境发生了一系列转变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和企业管理者殊途同归，开始致力于中国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实践中，中国管理模式植根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放眼于知识经济对企业管理可能带来的变化及其需求，直面中国员工的成长实际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情势，以创新精神，融合发展了传统管理智慧与西方管理科学，促进了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进步与发展。
3建构前提：等级与平等
3.1等级：中国式管理的建构前提
中国式管理的行政实践渊源，决定了中国式管理的建构必然具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在我国古代行政管理实践中，各朝各代的等级划分都格外清楚，尤为甚者，是将人分为十等，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这使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昭然若揭。按照侯外庐所言：“中国封建制的等级是按品级、身份、地位、门第来划分的，……一般说来，在中国封建的等级制度下，品级、家族、尊卑、贵贱、长幼、男女、亲疏等等，都从法律上规定了章服和爵位的不同名称。”
服务于我国古代行政管理实践的传统哲学思想，也多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为己任。如儒家对“礼”的界定和说明就极具等级特点。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董仲舒也讲，礼乃“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可见，儒家虽有“泛爱众，而亲仁”的爱人博大胸怀，但却在下载的同时，基于其对等级秩序的确认与维护，使其“仁”道呈现出人人不平等的鲜明特征。
总之，无论是我国传统哲学思想，还是古代行政管理实践，都使中国式管理内蕴了鲜明的等级特征。这成为中国式管理在现代平等社会中欲盖弥彰却又无法根治的致命内伤。
3.2平等：中国管理模式的建构前提
如果说中国式管理不可避免地被烙上了深深等级印痕的话，那么，渊源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中国管理模式，则在现代经济内嵌的、平等契约精神的前提下，极大彰显了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
从近代史看，工业经济时期，即已确认和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19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使资本家和工人取得了名义上的法律地位的平等。这一方面使资本家可以自由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工人可以自由选择雇佣自己的资本家。于是，资方为代表的管理者不得不考虑工人的利益所得，以挑选和留住头等工人，提高生产效率。这使经验管理逐步走向了科学管理。20世纪30年代前后，伴随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平等内涵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被更多强调，使管理者不得不考虑工人的心理感受、团体动机，以减少管理冲突。这使科学管理走向了行为管理。21世纪前后，伴随知识经济的发展，在企业成员之间机会平等的内涵被普遍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管理者不得不考虑被管理者的个性特征及其作用，这使人本管理的探讨如火如荼。
总之，从平等的视角重新审视管理思想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状况及其发展是管理思想推陈出新的一大锁钥。中国管理模式正是扎根于我国现代企业的成功管理实践，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愈益深化的前提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4核心内容：管与理
4.1管：中国式管理的核心
管理之中，控制与协作共存。“管”具有较强的控制色彩，“理”则具有鲜明的协作性质。
中国式管理源自于古代行政管理实践，充分展现了管理的权力特征、控制色彩。行政管理作为政治的一部分而言，其对权力的追求不言而喻。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国家之间、阶级之间、阶层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之间及其相互之间，无论主体大小多少，其行为的本原都在于追逐权力、使用权力、保持权力和炫耀权力。从权力的实质看，按照摩根索所讲，就是“人对他人的心灵和行动的控制”。韦伯对这种权力控制的无条件性进行了明示，即“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识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进一步将权力直接看作是一种控制力，一种使他人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能力，“权力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力，即某行为体促使其他行为体做其原本不会去做的事情(其代价为前者可以接受)。但是，权力还可以视为对结果进行控制的能力。”由于行政管理的本原在于权力，而权力的实质就是控制，所以源自于行政管理实践的中国式管理贯穿始终的内容就是上级要谋求和实现对下级的持续控制。
同时，中国式管理建构的等级根基也决定了其所追求的管理核心在于“管”，在于控制。等级关系的存在，使上级必须实现对下级的控制，以维系等级关系的存在与发展。由此，等级为基础的中国式管理必然强调各种控制手段的采用和实施，以保证控制的有效性。
4.2理：中国管理模式的核心
与中国式管理着眼于“管”不同，中国管理模式源自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在追求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着眼于“理”，强调成员之间的协作性质。
在企业管理中，所有成员之间拥有最为基本的法律平等及机会平等。在这些平等的制约下，企业管理区别于行政管理，不得不淡化成员之间的控制性，而更多强调其协作性。许多管理学家都对此进行过揭示，如唐纳利就认为，管理“是一个为了达到同一目标而协调集体所做努力的过程”。社会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巴纳德更是把企业管理的协作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对组织的定义就是：“一个有意识地对人的活动或力量进行协调的关系”，“正式组织是有意识地协调两个以上的人的活动或力量的体系”。按照巴纳德的论证，构成组织的应该是人的服务、行动、行为或影响，而不是人，所以构成组织的基本要素就是人们做出贡献的协作意愿、协作行为的目的与为实现协作而进行的信息交流。相应，企业管理就是为了进行协调以维持组织运营，而“经理人员的职能是维持一个协作努力的体系”，具体而言就是要提供信息交流的体系、促成必要的个人努力、提出和制定目的。由此可见，中国管理模式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理”的问题，即成员之间如何进行协作的问题。
事实上，在具体管理中，成员之间往往既有控制和反控制的对立性，又有彼此协作的统一性。这两种基本属性相互渗透，或主或辅。中国式管理与中国管理模式分别是侧重于管理关系或控制、或协作的不同属性进行研究和阐释的。
5表现形式：零散与体系
5.1零散：中国式管理的表现形式
曾仕强曾经深刻感悟到：“中国式管理原来只不过是中国式管理哲学”。中国式管理的哲学性解读，使之无法摆脱中国哲学形式零散的一贯传统。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考察，往往立足现实，无深刻严谨的逻辑论证。其在表现形式上，或语录、或寓言、或诗歌等，不拘一格。
在传统哲学的统驭下，中国式管理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一致，体系性不强而形式零散。中国式管理的很多著述，或是对形式已经比较分散的各种古典名著进行管理学诠释，或是对很多细节性问题给予阐释和说明，如《中国式管理的38个关键细节》、《中国式管理的36个关键与49个细节》等，结论多，论证少，实例多，分析少，片断论述多，系统阐明少，从而将中国式管理零碎分散的表现形式体现得淋漓尽致。
冯友兰曾将系统分为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认为对中国哲学而言，虽无形式上的系统，却有实质上的系统，即“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以此，我们在总结中国式管理的表现形式时，亦可以鲜明地看到，尽管中国式管理有其实质系统，但却未能遮掩其外在表现形式上的零碎分散。
5.2体系：中国管理模式的表现形式
与中国式管理不同的是，中国管理模式追求体系化。持中国管理模式的学者往往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体性力量是企业，而决定企业不断成长的根本因素在于管理，因此，我们应当及早总结企业快速发展的管理规律，探寻和创新中国管理模式。循此思路，中国管理模式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中国管理哲学等思想层面，而应该是融会中国管理哲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行为系统。
当然，我们在实践中也可以看到，许多企业家立足于本企业的具体管理情境，支持和创新了中国管理模式的体系化建设。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权威部门联合发起的“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活动，从2008年至今已经历时3届，遴选了40余家企业。这些企业，是从战略管理、集团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管理、财务管理、运营管理、文化管理等不同角度，总结和创新了不同性质和内容的系统的中国管理模式，获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学界、大众一致认同而当选的。它们对中国管理模式的体系化建设和推广具有重要作用。
6应用特性：灵活机智与可复制性
6.1灵活机智：中国式管理的应用特性
按照曾仕强的认识，中国式管理实质上就是中国式管理哲学，而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即是修己安人。由此，管理就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而管理者如何修己安人就成为中国式管理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认识，使中国式管理必然要着眼于人，进行合理化的人性管理。那么，又如何能够使管理合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合乎具体的管理情境，恰到好处呢？这就是一个对管理智慧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问题了，所以，曾仕强讲：“中国管理，原本不需要也不必要具有统一的模式。”
中国式管理追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使之很难在管理实践中进行有效复制和重复应用。在中国式管理的倡导者看来，中国式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对人进行管理的艺术，而凡是艺术性的东西，都会含有个别性与差异性，因时间、地理、种族、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不同而不同，既不能简单移植，也很难被学习和效法。这种特点，一方面，使中国式管理颇显深奥神秘，为中国人引以为傲，令外国人追慕难及；另一方面，却也使中国式管理的实施颇有难度，成为中国式管理推广过程中的致命缺陷。
6.2可复制性：中国管理模式的应用特性
从“模”和“式”的本义看，“模”指铸造器物的模子，“式”指法度、规矩。二者在引申义上，都有仿效、取法、效法、模仿的意思，因而模式联用，意指一种可以学习和模仿的标准样式。由此含义出发来理解中国管理模式，可知其应具有的基本属性之一就应该是可复制性。
与中国式管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特性相左，中国管理模式极其强调其可复制的特性。10月23日，2010中国企业管理高峰论坛暨2010年第3届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论坛上，徐少春对中国管理模式进行了初步界定，指出：“中国管理模式是中国标杆企业先进的、可复制的、创新的、具有中国智慧的成功管理实践的结合。”在此定义中，充分彰显了中国管理模式的可复制性。同时，亦可看到，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获得企业在不同领域中所构建和发展的各种模式，都具有可复制性的特点。
应该说，在中国企业的管理过程中，中国管理模式的可复制性和中国式管理的机智灵活，各有其妙，各有其不同管理情境的适应性，相反相成。
7追求目标：保持组织稳定与促进组织发展
7.1保持组织稳定：中国式管理的追求目标
植根于古代行政管理实践的中国式管理，在管理目标上非常明确，就是要实现组织体系的稳定与和谐。照孔子所讲，管理者就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在管理过程中，计划是设计如何安人的方案，组织是凝聚安人之力，领导是发挥安人的潜能，控制是实现安人之保证，激励是促使人们安心进取的手段。概言之，对中国式管理来说，一切管理手段和方法都是为组织稳定服务的，组织稳定超越一切。
进一步，中国式管理强调，组织稳定的最佳状态是和谐。儒家以其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和为贵”思想，要求圆融管理中的各种关系，平衡管理中的各种势力，以免引起剧烈冲突，影响组织的整体稳定和谐。这就要做到管理者持守中庸之道，避免“过分”与“不及”，追求圆满、均衡、和谐的合理化管理境界。弘扬和谐的组织价值目标，可以有效避免和缓解管理中存在的矛盾，维护企业的稳定团结。
7.2促进组织发展：中国管理模式的追求目标
企业与公共行政组织的重要差别就在于：企业是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以谋求利润的经济组织，归属于私人领域；公共行政组织是拥有公共行政权力、承担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归属于公共领域。由于企业与公共行政组织在存在性质、活动领域、作用对象等方面截然不同，所以二者的追求目标也不相同。如果说公共行政组织的首要目标在于从政治利益出发、保持社会稳定的话，那么，企业的首要目标必然要从经济利益出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
中国管理模式立足于成功企业的管理实践，当然在追求目标上，更为关注企业的发展性。事实上，市场经济下企业管理的一个隐性前提，就是企业必须保持持续性增长，以不断发展实现基业长青。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管理模式，在法人治理结构的制约下，非常注重企业的不断发展，注重企业外延规模的发展及其内涵质量的提升。一般而言，企业在选择和构建中国管理模式时，经理等内部人控制较强的企业可能更多地追求企业规模扩大，而股东控制较强的企业更为注重利润增长及最大化。
可见，由于中国式管理立足于行政管理实践，中国管理模式立足于企业管理实践，二者立足的管理实践各有不同，因此，各自的追求目标也就大相径庭。
8结语
总体来看，中国式管理与中国管理模式都致力于富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的完善发展与实践运用，都强调在管理实践中彰显、继承与创新中国人民历经几千年风霜检验的聪明才智，呈现出中国管理的民族特色，这是中国式管理和中国管理模式永葆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虽然中国式管理与中国管理模式都在致力于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管理创新和发展，然而，二者选择的路径却迥然不同。中国式管理选择的是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路径，研究者藉凭传统哲学理论与古代历史文化的认知优势，强调中国智慧的古为今用，追求理论对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中国管理模式选择的则是从实践到理论的研究路径，研究者籍凭对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深刻把握，强调中国智慧在管理中的积累创新，追求在实践中总结提升出各种管理规律。
正是由于中国式管理与中国管理模式的研究路径根本不同，所以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时，我们应该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与沟通交流。学术界可以借助其所把握的深入系统的管理理论，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中国式管理和中国管理模式的不同逻辑机理和推广方法，使中国式管理得以走出理论窠臼，走向广阔的企业实践天地；同时，也使中国管理模式可以获得更多的理论论证，为其继续深入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对信奉中国管理模式的企业而言，可以通过其向专家学者予以经费支持，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不断发展；或将中国管理模式研究推广中的一些瓶颈难题作为研究课题，通过向社会招标，唤醒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科研攻关，使密切联系企业管理实践的中国管理模式可以挣脱理论枷锁，尽快走向成熟。通过管理学界和企业管理界的共同努力和不断交流，可以使中国式管理与中国管理模式在理论和实践的双向融通、相反相成中不断发展，进而实现中国特色管理思想的世界崛起。
13888888888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