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思考

改革开放310年，社会多元化态势日益展开。英明而伟大的决策令中国将西方经济文明成果与近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剥离并成功地重构，创造性地开辟了1条独具特色的道路，并经由时间的检验，成就了这中国巨龙的腾飞。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完成了中国5百年来革命的胜利。

马恩认为“每1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经济精神和历史的基础”。经济结构的重构，市场自由经济制度的建立，则必然会引起相应社会关系的演进，最后社会逐步转化为“数目上之管理”之社会。民智未开的社会将逐步演进为理性的公民社会，社会将制度化，传统上被扭曲异化的公权力将健全与和谐，各级连带关系复杂的政府官僚将被契约化，即政府作为1种信用体系支撑而存在的模式，从而摒弃威权与意识形态的因素。而其方式，笔者认为可以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在经济上稳健进步的同时，将此模式引入政改领域，即在坚持党的领导和4项原则的基础上，将西方政治模式中属于近代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东西与资本主义制度分离，并积极吸收这些文明成果，全面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力求建设1个高效透明民主和谐的政治体系。

不难看到，近年来随着党中央政治腐败力度的加大，许多的官员纷纷落马。特别是近来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有松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志刚案发。两案均涉及中央权力要害部门，不仅掌握着大量财权，而且负责制订法规政策，还有对全国各地官员的监管职责，深关党的兴衰。这些官员特别是高官的落马对社会潜在的影响非常大，不仅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信任危机。同时这些官员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可能会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我记起美经济学家大卫科兹的1句话“（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英历史学家约阿克顿“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如何制衡权力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为要害的问题。而同时建立1个公平公正的财富体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也至关重要，否则，政府的威权将会以社会自我调节体制的萎缩为代价。权力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力量，权力的行使具有单方面的意志性和强制性。洛克认为“在1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的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孟德斯鸠也认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的制衡的办法无出分权与权力监管体系的建立，以及对权力滥用的问责体制的建立。其最后的结果也无非是使权力成为1种“负担”，而非“乐趣”。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沉重的负担会造成1国官僚阶层真空。而监管体系则着实难以建立，米尔斯认为，在1个集权社会，权力可能会被公然地赤裸裸地使用——在极端地情形下——大众传媒只是1个利用物质和制度支持进行政策宣传的附属品。尚处于雏形的理性社会里，1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只能算是“马蹄边的几茎枯草”，谁敢拿自己的身家利益去胡闹。

真正的权力制衡，惩治腐败则须从党内开始，由党内的制衡与民主带动整个政治阶层与国家公权力的民主与制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体制，列宁在强调党的集中时，也强调了保护党内任何少数人权利。强调要“行动1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党内民主，重要的形成不同的派别，在同1的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实现问题的对立与辩论化，从而延及官员权力的监督与问责，提升决策制订与执行的健全和透明。各派别官员之间饿互相监督，彼此牵制，结束权力集中于1种声音之下，“监督工作薄弱，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权力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最终达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障公权力的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