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创新中的产学研结合

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技术创新”,其本质特征是技术与的结合。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主要构成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各个主体在实现该体系的各功能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存在着合理的相互联系机制。其中,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该系统的核心部分,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在科研、成果、育人、信息等方面有着明显优势,所以,三者之间的相互结合的创新模式正日益促进着与经济的,应给予高度重视。当今经济发展的科技化、国际化和高度专业化趋势,使企业从事科技开发活动需要与外界进行大量的技术、人才、信息、资金和物质交换。与智力、知识、信息资源丰富的大学、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必然选择。产学研合作是科研、、生产不同社会分工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是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机制,是优化企业科技行为的有效实现形式和途径。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要以不同形式进入企业或同企业合作,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解决科技和教育体制上存在的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的。”因此,在技术创新的新形势下,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应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定位,理顺关系,取长补短,完成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企业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因素小,创新速度慢,其原因之一是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没能找到与企业的结合点。如我国的技术市场发展虽快,但按的趋势看已出现三多三少:各地各种名目为“科”“企”搭桥唱戏的科技交流会、科研成果发布会多,而最终成交的项目少;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提供的科研成果、专利项目多,能满足企业需要的项目少;在科技交流会上签订意向合同的多,会后达成协议实施成功的少。又如一些有资金、有实力的企业,走遍大江南北,也很难找到一项满意的项目。而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成果虽多,但有相当一部分是试验室的成果,仅通过鉴定或小试,尚未化,有些尚待完善和配套。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大量学科及综合高级人才,适合开展基础和结合产业升级中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其中,基础研究是高校的优势所在,对技术创新有重要的支持和先导作用。当前有些人以为高校科技的产业化就是“全面出击”,从上游的基础研究到下游的市场开发、销售服务一竿子插到底,全过程包揽在高校身上。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大学的内部结构及内在机制并不适合于经商,高校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应当集中在培养人才和关键技术攻关上。不少事实说明,从基础研究成果到关键技术开发需经过大量技术转化工作,才能变为生产力。产业升级要靠产业界、政府、学术界及研究机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高校一竿子插到底的想法,使大学负重过大,违反社会分工的客观规律,不利于实践。美国的硅谷,正是由于斯坦福大学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向高科技企业输送科技人才和研究成果才发展起来的,但决不是由这两所大学直接经营,否则,这两所大学就不会成为一流大学,硅谷也未必能成为著名的高技术产业区。针对产学研结合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尤其是资金,应该创建产学研联结的资本纽带,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提供新的驱动机制。借鉴国内外实践,主要应开拓两种途径。途径一:组建新技术风险投资基金,由政府、部门、、公众机构和高校发起认购,建立有效的管理机构和投资操作制度,并给予优惠政策,尽快扶持上市融资。日本从60年代开始,建立一种叫“新技术开发事业团”的投资模式,“事业团”是由政府出资作为基本金、吸收民间资本参加、集技术中介和投资于一身的财团法人,每年定期向大学及科研机构征集愿意产业化的成果,介绍给愿意开发的企业,由“事业团”提供大部分开发资金(一般为70%),让企业与成果发明者协作开发,成功后获得的利益,三方按一定比例分享;若开发失败,事业团的投资不收回。因为对成果作严格筛选,成功率高,不仅促成大批成果产业化,本身收益也迅速壮大,开始的资本金仅有3亿日元,二十几年后的***年达到125亿日元。这种新技术风险投资的模式,比起前几年我国国内投资公司纷纷搞房地产投资明智得多。例如广州新材料工程中心就是用股份制构建的比较好的案例之一。该中心成立于1996年3月,由广州原能发展公司、广州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广州市科技实业发展公司、中山大学、广州创业化工联合有限公司、裕达创业基金等7个单位以股份制形式出资构建,依托单位是具有科技综合优势和潜力的中山大学。其目的是建成一个集研究开发、中试生产、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新型科技开发实体。中心根据《公司法》和国家有关、法规,建立了规范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主任(经理)层,规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明确各自的职责,运行机制体现承包制、聘任制。该中心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正朝着研究所搞基础研究、中心担负开发中试、企业进行规模生产经营的合理分工布局的方向发展。间直接创办新技术产业化上市公司,对高校的科技产业进行结构优化和重组,在明晰产权后实行股份制改造,由高校、科研机构和合作的企业控制法人股,并对有开发前景的若干新技术成果公开向募集公众股,政府在政策上扶持其尽快上市,这样,既能盘活目前高校科技有形资产的存量,又为高校大量的科技无形资产社会化创造一个有活力的机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这是政府行为中最能收效的措施。例如,浙江大学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系统部同我国三大仪表集团公司中的西安仪表集团公司合作建立西仪浙大控制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转让了该部开发成功的SUPCONJX—100集散控制系统和SUPCONJX—20A无纸无笔记录仪的总装技术和生产技术;与浙江华达实业公司合资成立了索普康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生产SUPCONJL—22A无纸无笔记录仪;同浙江省技术发展公司合资,成立了迪康自动化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大力推销SUPCON系列产品系统。通过这些措施使SUPCON集散系统和仪表得到大面积推广。为工厂创造的经济效益更是难以统计。全国许多省市及高校也都已迈出这一步,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天大天才、东大阿尔派等等。以北大方正为例,几年间由原来的几亿元产值增长到去年的60亿元,近年自投研究开发经费6000万元,不断保持技术创新的好势头。值得注意的是管理部门和管理部门由于行政职能的划分和管理方式的不同,造成了科技经济联系协调和合作的渠道不畅。科研机构往往是“自己什么强就要求政府重视什么,推广什么”,很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期望“政府给什么项目就做什么项目”。而两者并不以市场为纽带,相互协调、合作,寻找商机开发产品。由于各自为政,往往是每家颁布自己的一套政策,只对本单位有用,并不互相通行。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逐步形成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政府积极参与和引导的“管产学研”合作机制,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这种合作机制中,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制定合作的战略规划、重大政策,协调重大合作项目等;科研机构的职能应该是:着眼高技术的基础研发工作,提供最新的技术和成果;企业的职能应该是:着重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工艺创新,并将科研成果商品化。目前,信息缺乏已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之一。产学研合作可以实现双方之间的信息与知识结构的优势互补,以外延方式扩大、丰富企业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从而有效提高企业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经济学家认为“信息的价值就在于形成关于未来知识,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于未来的控制”。一些专家估计,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知识对经济的贡献率可能由本世纪初的5%～20%上升到90%。目前,企业和高校及科研院所之间联系松散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缺乏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的迅速便捷的信息渠道。为此,应大力建设与企业双向沟通的信息系统,不仅要及时地了解国内外市场动态,全面了解企业的情况,而且要让企业及时地了解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如科研网(CHINACERNET)的建设与发展,为这一的解决提供了有力技术保障。所以,国家、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重视科技信息的建设,建立科技信息资料库,建立起面向市场、面向全国和面向全球的科技信息网络,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的相互沟通、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