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位制到社区制

摘要:单位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给广大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物质和社会资源。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型之际,单位制的地位和职能呈现明显的弱化趋势。与之相反,作为新兴的城市管理模式,社区制逐渐从社会组织与管理的配角变为主角。
关键词:单位制;社区制;社区管理

单位制是社会转型前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在资源配置、社会动员、满足人们的需求、实现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单位制的功能及地位不断弱化,最终失去了它的历史舞台。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单位制管理模式的矛盾

单位制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不容忽视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动因。
第一,单位制在中国社会能够存在并且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继承了传统家族制的很多特性,满足了中国社会多方面的需要。传统意义上,中国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建国后,“国家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制度,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摧毁了以家族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国社会体系”[1],从而家族原有的社会功能丧失,然而这些功能并不是由社会来替代,而是被单位以另一种团体本位的形式所吸引。中国单位在存在之初就被赋予了全面管理单位成员的职能和全面负责单位成员生活的义务,因而单位制虽然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但单位内部的角色扮演却类似于家庭组织,尤其在经济困难时期,单位不仅对职工的生老病死负责,而且为职工的子女和家属的前途着想。对城市居民而言,单位外的社会化生活服务远没有单位内的福利生活来得实惠和富有人情味[2]。
第二,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资源总量不足,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一种赶超的发展战略,人们普遍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为了尽快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资源动员方式,满足人们对赶超发展的需要,单位制恰好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单位制的建立,使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高度的组织化,使全体人们不同程度地被动员起来,投入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之中。而且国家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各类单位组织,使国家相对贫乏的资源投入到关键领域。由此可见,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国家通过单位制来调控社会资源总量,成为在落后的状况下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便利选择[3]。
第三,从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紧闭的国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百年的屈辱和战乱,新生的中国满目疮痍。传统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民众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因此要结束混乱状态,恢复社会秩序,实现政治整合,首先需要将全社会组织起来,构筑有效的组织体系。但当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党只能采取根据地时期形成的成功经验——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公家人”管理模式,尤其是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使供给制在全国得以推广,城市社会的控制直接在党支部统一安排下进行。
第四,中国人的人文关怀和文化性格是单位制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单位和家一样,也是一个功能多元化的事业组织或社群。”[4]对于单位人来说,单位是他的衣食父母,是生活福利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单位作为“小福利国家”向单位成员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单位就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无限的义务,单位成员享有单位体制外成员所不能享有的各项优惠待遇,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人”。“以厂为家”、“以单位为家”是单位制功能多元化的生动写照。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从封闭粗放向开放集约发展,使得去单位制趋势日益明显,从而单位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其地位和职能日益弱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单位制运行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改革以前,中国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确保把所有的职工都纳入单位制之中,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公有制产权变得明晰化,使得国家用行政指令计划配置所有资源的局面一去不复返。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体制外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面对市场,无论是什么等级的单位组织,都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市场经济最讲究效率,而单位制度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中国单位成员的永久性工作保障使组织领导不能运用解雇作为手段来促进组织内资源的最优配置”[5]。第二,“单位人”概念的弱化。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对流通体制、劳动人事、社会保障、户籍等制度进行改革,城市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活动空间。在单位之间,职员的流动已屡见不鲜。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单位认识到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必须改变过去“单位办社会”的状况,强化其经济职能。另一方面,面对现实大多数人明白单位已“靠不住”,因此,单位人对单位的依赖程度减弱,从而下岗、转岗、再就业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随着人们对单位选择自主权的加大,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个人对单位的多项选择成为现实,单位几乎不再有任何措施可以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第三,单位功能的弱化。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社会公共义务剧增,一些单位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显得不适应或处于不利地位,而无力承担原有的社会职能,从而将原来承担的过于沉重的社会职能还给社会,大量事务开始回归社会,同时“越来越多的上级单位在市场经济面前,由于失却了集中管理,占有和分配经济、社会资源的权力,开始让下级单位‘断奶’”[6],下级单位不得不收缩原有的全能性功能,将专业与效率功能外的功能推向社会。同时市场经济打破了单位制时代社会福利大统一的格局,多元的社会福利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因而人们对单位的依赖程度减弱,单位制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其程度和职能在不断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