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叶适管理的区别及与现代经济理论的比较

王安石与叶适管理的区别及与现代经济理论的比较

在了解了宋元时期的管理思想后，笔者发现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出改革国家管理体制、调整治国方略的特点，尤其表现在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和南宋的叶适身上，然而王安石和叶适二人提出的管理思想又存有诸多不同，这些都丰富了国家经济管理的思想，其中的一些内容对于现代经济理论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和实用性。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一、义利观
王安石针对保守派对其理财思想“重利轻义”违背孔孟之术的攻击，提出了“以义理财”的观念。王安石提出“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役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王文公文集-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利民，因此他变法一重要的措施就是如何从地方大贵族和富人手中抽出资金支持中央财政。汉代财政专家桑弘羊是在全国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政策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也就是把地方资金聚敛到中央。这个措施被王安石继承下来并且有所发展。王安石看到的不仅仅是财富的分配问题而且他看到了如何通过生产来增加财富，同时又有节制的消费财富。王安石说：“合天下之众者财，坪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吏也”（《度支剐使厅瞳题名记》），这里他看到了经济第一位的重要性。用现在的话说，经济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义和利就是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答司马谏议书》）。“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九，熙宁四年）。王安石明确提出了“义”的目的本来就是“利”，表明了他的功利主义立场。
叶适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修正。叶适解释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完全不同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来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仁义”以功利为基础，利义统一。他强调致富，但认为“‘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书》、《诗》何尝有此义，学者不可从也；从之则富贵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4）他不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也不主张“明道”和“计功”对立；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主张结合事功讲义理，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二、本末观
我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一向是以农业为重。所谓“厚本抑末”，即是重视农业生产而抑制工商业生产的发展。自唐代以来，我国东南地区社会经济比之前代大有发展，北宋进步思想家王安石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认识，曾企图利用商品经济来推动变法，如市易、均输等法，在一定程度上颇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王安石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还存有传统的“抑末”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希望工商?I的发展能保持着不衰不盛的情况。因而他的市易、均输等法，是在封建官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对工商业者的活动进行干预的。他的《乞制置三司条制》说：“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而叶适从反对“抑末”思想出发，批评王安石的市易法：“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其法行天下终以大弊”。叶适认为要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官府必须给工商业者经营的自主权，应该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他说：“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合、敛散、轻重之权，不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叶适比王安石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更深认识。
三、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中财政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聚敛”之名。叶适却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是说圣君贤臣都应善理财，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还提出“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即再好的办法，不顾客观时代环境也不行。他批评王安石变法“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他的“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
王安石还提出“富其家者资其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认为政府需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资助，帮助其发展生产，从而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增加财政收入。例如，通过市易法扩大到商品交流，刺激了商业发展，限制了大商贾控制市场，将原来大商贾获取的利益转贵卖，获得了财富，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而叶适则主张实行放任的国民经济管理政策，对此，他说过：“财用，今之大事也。”他提出了反对“抑兼并”、反对“复井田”，维护富人阶层的利益，把保富养民作为经济管理的目标。在方法上，与王安石的国家积极干预的管理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四、富民观
对于官员的待遇，王安石采取了“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的政策。因此，王安石主张要求从经济上提高官吏待遇，使之富裕而无心贪敛。主张“藏富于民”是传统儒家的主张，但这是从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出发的。叶适发展了这样的主张，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政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辩护。
总体来说，王安石不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管理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现代经济理论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拿王安石和叶适二人的义利观来说，这一观念产生于宋代商品经济萌芽时代，对我国当代的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一，人们财富的积累要作到义利统一。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代社会许多企业或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金钱欲望，损人利己，大发横财，完全漠视他人的利益。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黑砖窑的老扳为了自己发财不顾员工的死活，有的员工吃的连猪食都不如，睡的是地窖，地窖口还有狼狗把守。因为长期超负荷的劳动和营养不良，有的员工被解救出来时神志已经不清了。这事发生在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不能不引起国人对“义”与“利”的沉思。这些发横财的人忘了一个“义”，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事实证明，世上还没有那个企业不讲道德和大义就能长久繁荣发展的。第二，市场经济建设说到底是一种伦理型的经济体制，虽然它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但法律是事后惩罚。而伦理则是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舆论和习惯来维持的。人们不可能时时处处依赖法律，因?榉?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是底线，伦理是市场经济显性的存在。因此，我们在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做到义利统一和以义理财，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持续健康快速稳步的发展。
总的来说，叶适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非一般人可比。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富民发展民间经济实力，批评“腐儒”陈见，主张务实重实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传统性经济思想观点，代表了浙东实学的较高成就，值得深入系统研究。而王安石对于国家管理中的制度设计中却包含了丰富的管理思想，他打破了传统儒家治国思想的教条，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财政管理思想，让后世在吸取这些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制定了在市场经济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现代经济政策。两者在追求更加卓越的管理方式上的努力，都成为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上的伟大探索。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