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推行需求管理政策，力求通过扩大消费和投资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管理型的经济政策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自201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2015年我国的GDP增速仅为6.9%，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需求管理型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在逐渐减退。
为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战略构想，并称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将亚、非、欧沿线国家的经济进行整合，形成了一个海、陆相连的经济闭环，其目的是巩固我国与沿线的亚、非、欧国家的合作，促进各经济要素在国际间的高效配置和各国市场的深度融合，实现优势互补。
2015年底，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调整我国的供需结构矛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定经济增长，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的方向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使劳动力、资本、土地和创新四大要素实现社会的最优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供给体系的质量，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萨伊定律认为，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产品生产的本身能创造社会需求，产品的供给能引领社会消费。萨伊定律为宏观经济的供给管理开启了智慧之门。但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萨伊定理”受到极大的挑战，导致“凯恩斯主义”得以流行。凯恩斯主张通过刺激消费和国家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了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广受质疑。为解决滞胀问题，美国学者拉弗提出了“拉弗曲线理论”，主张通过大幅度的减税计划来支持企业发展，放松政府对企业的管制以支持市场的自由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
一直以来我国大多数的专家、学者都把需求侧作为经济发展研究的重点，对供给侧的研究较少，主要出现在我国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要求之后。
林卫斌和苏剑（2016）认为，当经济存在有供给无需求、供给体系低效率抑制有效需求和有需求无供给三个方面的供需失衡时，需求管理难以破解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侧改革是应对经济新常态的必然之选，其核心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培育具有创新能力的微观主体和推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变革（杨春学、杨新铭，2016）,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来改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问题（黄群慧，2016）。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即增加有效投资、解决产能过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避免金融风险）和五大政策支持（胡鞍钢等，201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与“一带一路”战略具有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郑志来，2016）。然而目前把“一带一路”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的文献还非常少。陈晓君和张云云（2016）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给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市场扩容、贸易环境改善和产品价值链优化等发展契机。张可成（2016）从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和创新层面说明了“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支撑作用。王绛（2016）则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将为我国“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基础
（一）需求结构：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不断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在不断提升，对社会供给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商品的消费已步入快速转型期：由以基本生活品为主转变为以发展、享受型消费品为主，消费结构由衣、食消费向住、行消费转移。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图1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各类消费支出占比（%）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图2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各类消费支出占比（%）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无论是我国的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食品支出的比重均在不断下降。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比例由2000年的49.1%下降为2014年的33.6%，而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比例则由2000年的39.4%下降为2014年的35.2%。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整体的提高，居民的饮食结构在不断改善。
我国居民的衣着支出比例自2000年后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农村居民的衣着支出比例在6.5%左右，而城镇居民由于更追求服装的品牌档次，其衣着支出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保持在10.5%左右。食品与衣着的支出比例状况说明了目前我国居民整体上已处于衣食无忧的状态。
在居住支出方面，农村居民居住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高于城镇居民，且呈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15.5%上升为2014年的21%。这是因为，在农村自建房一直都是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居住的基础，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城镇居民，自建房的支出占去了农村居民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而且，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流入城镇，对城镇房屋的租住或购买需求不断增加。而对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居民而言，往往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末的住房改革过程中已购房，其居住支出占比保持较为平稳的状态。
随着通讯设施设备、网络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居民的交通通讯支出增长迅猛。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支出比例由2000年的5.6%上升为2014年的12.1%，城镇居民交通通讯支出比重则由2000年的8.5%上升为2014年的15.8%。人们对发展、享受的需求在持续提高。
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在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在不断上升，2015年已分别达到11%和7.4%。人们对健康生活的需求在不断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更加丰富，居民的家庭消费开始逐步从低层次向较高层次递进发展。
（二）供给结构：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需求的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我国的供给体系却未能随之进行相应的同步调整。
从下表可以看出，2003—2015年，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一直占据着了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半壁江山，而教育、医疗等行业作为现代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业，其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微乎其微，甚至呈下降趋势。我国教育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由2003年的3.01%下降为2013年的1.22%，虽2014年和2015年有所上升，但仍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卫生、社会保障与福利业占比则在近十年中一直保持在0.75%左右。教育和医疗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上学难、看病难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的一大问题。
2003—2015年我国不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表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得出
在制造业方面，目前我国的产品无论是在产品开发还是在投入品质量、制造技术和工艺设计等方面，依然与国外产品存在不小的差距，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中高端消费品和现代服务产品（如教育、医疗、养老资源等）有效供给不足，产业结构和居民的消费结构缺乏良好的互动性，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现象较为严重。低档产品充斥市场，消费品供给结构跟不上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产品供需匹配程度低，有效供给不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更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的实现，供需结构出现了错位。海外代购、境外消费和“海淘热”现象，凸显了我国供给侧改革的迫切性，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
供给结构的不合理使我国部分行业的产能出现过剩，实体经济利润不断下降，资本逐步转向金融、地产行业。从图3可以看出，无论是国有工业企业、集体工业企业，还是私营、外商和港澳台工业企业，自2010年以来其利润增长率都呈减缓之势。与2014年相比，2015年我国所有类型的工业企业利润都有所下降。图4列出了我国不同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对大多数行业的工业企业而言，其利润率都是呈下降趋势，尤其是采矿业，自2012年以来其利润一直在不断下降，纺织行业的利润增长非常缓慢。
图3我国不同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所得
图4我国不同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三）GDP构成：过度投资不断挤压人们的消费
以凯恩斯为首的需求理论认为，社会总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会促进生产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因为边际消费倾向大于0的缘故，根据乘数原理可知，需求的扩大将导致产出成倍的增加。因此，当一国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政府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政府投资）或货币政策（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来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促进一国经济的增长。凯恩斯需求理论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从图5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我国资本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到2014年已达到46.68%。通过不断增加资本投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
然而，随着投资的增加，人民群众的需求也被不断挤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已由2010年的18.76%下降为2015年的10.68%（图5）。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造成了我国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抑制了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消费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投资与消费关系呈现不协调的情形。
图52000—2015年期间我国GDP的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图62000—2015年期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所得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为研究供给侧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索罗模型来进行分析。因一国的土地在短期内一般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我们假设社会总产出Yt=F(Kt,AtLt)=AtLtF(,1)，则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产出y=f(k),k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量。如果社会生产函数符合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条件，即：
Yt=F(Kt,AtLt)=Ktα(AL)tβ=Kαt(AL)t1-αα+β=1,0＜α,β＜1（1）
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则：y=f(k)=kα（2）
人均GDP增长速度：v(y)=（3）
要使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则v’(y)≥0,从而要求v’(k)≥0。这意味着要使人均GDP保持稳定增长，则人均资本至少保要持原有的速度增长，否则人均GDP的增速将会相应地减缓。
图72000—2014年我国的人均GDP增速和资本增速（%）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人均资本增速=名义资本增速-（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00）-人口增速
人均GDP增速=人均GDP指数-100
从图7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GDP增速和资本增速整体上保持着相同的变化趋势，但因经济对资本反应的滞后，人均GDP的增速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人均资本增速，且低于人均资本增速，这与我们式（3）的推导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资本在我国GDP增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根据式（3）的推导，要维持我国稳定的人均GDP增速，人均资本投资的增速则必须要保持在一定水平上。然而，按照我国目前的情况，维持现有的人均资本增速已经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因此，要改变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放慢的这种状况，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鼓励创新，促进技术进步，使A(t)发生改变，跳出框架，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不断扩张。
五、“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了东南亚经济整合和东北亚经济整合，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从海上连通欧、亚、非三个大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了一个海上、陆地进行的闭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经济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对于我国而言是对外市场的继续扩大，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我国内部市场的调整。“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逐步推进，将逐步改变我国目前的对外开放经济格局，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带来新的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依托劳动力比较优势，我国出口导向性贸易政策的作用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由农业为主向制造业为主的转变，带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2013年，我国的三大产业结构在经历了长期的“二三一”型后终于转变为“三二一”型，我国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发展后期。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于重工业和房地产业，工业中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过大，产品附加值较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产业虽然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产业层次较低，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相偏离。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的产业结构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到65个国家和地区，除中东欧12个经济发达体外，其他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其经济发展后发优势强劲，与我国的经济有着良好的互补性，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将为我国的外贸、投资与技术交流带来新的市场与机遇，从而带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资源配置的优化提供新的契机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一带一路”战略整合了欧、亚、非三个经济带，为我国资源配置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契机。欧洲作为发达国家集聚的地区，有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为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技术支撑，而亚洲和非洲则有着广阔的潜在市场，可为我国的产品出口和资本输出带来新的机会，为我国的供给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国际市场对产品要求的不断提高，我国企业为增强国际竞争力，必须不断去改善管理，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资源的使用效率，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随着市场的不断细分和竞争的加剧，我国的企业将不得不增加产品的多样性、不断开发新产品，使产品更贴近消费者的需要。同时，为重塑企业的比较优势，我国的企业将须更加注重品牌的树立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其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产品转型升级的步伐。“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合理地配置资本、劳动力、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提供了契机，有利于我国创造新的供给，释放新的需求。
（三）“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采取的是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东部沿海地区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部分的外资，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无论是人均GDP、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还是科技水平、工业化程度和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远高于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目前的经济实力虽然还明显弱于东部，但中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大量的制造业已逐渐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近些年来中部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因承载着我国战略性生态功能，工业发展较为落后，虽然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因交通不便，难以吸引外来资本，市场经济发展落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
区域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构建我国新的对外开放格局，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经济发展各具特色，有利于我国各个地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找到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空间与合作方式，推动地区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地区经济的优势互补和我国中、东、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协调发展。
六、对策与建议
(一)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要素的全球有效配置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此形成了三种类型的梯度优势产业：工业化初期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东盟、西亚和南亚的大部分国家），工业化中期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中亚5国和独联体7国）和工业化后期国家的技术密型产业（如中东欧大部分国家）。根据梯度转移理论可知，很多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强的互补性，我国与这些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空间巨大。
因此，我们在实行“一减一加”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时，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特点，将我国原有供给体系中的过剩产品和过剩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国家去，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中东欧国家的高新技术，培育我国的新兴产业，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提升高端服务业在我国GDP中的比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将不断扩大，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通过国际分工促进我国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合理配置，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成长。
（二）放眼国际，立足国内，培育企业新的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劳动力比较优势为我国产品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成为我国产品的全球化竞争优势。然而，随着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我国的劳动力竞争优势正逐步丧失，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劳动力竞争优势凸显。与此同时，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的资本优势在逐步增强，科技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因此，我国企业应立足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基础上，培育新的企业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知，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可能来源于成本竞争优势，也有可能是因为采取差异化战略而取得的优势。因此，为保持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我国企业必须规划好自己的全球发展战略，树立品牌意识，增加对知识和技术的投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创新，改进其运作方式，改善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的多样性，以创新扭转劣势，提升企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地位，创立新的国际竞争技术优势。
（三）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与资源，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
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我国各个地区可以结合自己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顺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推进，逐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涵括了我国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广西和云南等多个中西部省市，经中亚、俄罗斯延伸至欧洲，其地域辽阔，东边连着资源丰裕的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经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我国中西部地区可以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充分发挥丰裕劳动力、资源的优势，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打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通过从俄罗斯、中亚、西亚及中东等矿产、能源丰富国家地区进口能源和生产资料，来减少高能耗、低产出、高污染产业的产出以优化地区的产业结构。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展层次较高的地区则可以依“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之势，与中东欧国家进行技术合作，与东南亚国家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合理布局和延伸，与蒙古、俄罗斯等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的国家进行能源合作，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对外投资等方式，东部地区不断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改变我国现有的地区经济分布状态，促进我国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晓君，张云云.“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加工贸易供给侧改革
的契机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6，(4).
[2]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
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3]黄群慧.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工业经济，
2016，(9).
[4]林卫斌，苏剑.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J].价格理论与
实践，2016，(1).
[5]王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供给侧改革”目标[J].现代国
企研究,2016，(8).
[6]杨春学，杨新铭.供给侧改革逻辑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学报，2016，(4).
[7]张可成.供给侧改革中“一带一路”支撑作用研究[J].河北社会
科学，2016，(4).
[8]郑志来.“一带一路”战略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因、路径与对
策[J].经济问题，2016，(5).
作者简介：李玉辉（1978-），女，江西萍乡人,讲师，经济学博士，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产业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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