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问题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与此同时，我们也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付出了不小的社会成本，今后还将继续付出这种成本。不仅如此，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并有效解决改革成本。

一、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成本的必然性

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指的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由于体制转换所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以及经济和社会震荡造成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损失和福利的相对降低。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是与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密切相联的。因此，对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必然性的认识取决于对经济转轨过程的认识。

向市场经济转轨首先是财产制度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改革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国家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逐步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的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转轨过程中的财产制度多元化虽然并不排除增量资产所有制的多元化，但考虑到改革前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由国家控制，所有制多元化的主要形式必然是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因而，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就成为所有制多元化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国有资产产权改革过程进行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转轨成本的大小。如果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能够公正、合理、有效地进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改革的社会成本就比较小；反之，改革的成本就比较大。

经济转轨意味着制度的根本变革，即从传统国有企业变为产权明晰、机制灵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原国有企业的大量冗员和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必须从企业中剥离出来，否则，改革后的企业仍无法获得平等的竞争条件，也无法参与市场竞争。不仅如此，许多经营不善、资不抵债、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还会依法破产。但是，国有企业剥离过重的福利负担，必须依赖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然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我国计划经济的国家福利制度完全不同，本身也处于改革和形成之中，不可能是完善的。于是，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交织在一起，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变得相当尖锐，从而严重这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并引起他们对改革政策的抵触，造成较大的经济转轨成本。

经济转轨意味着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从而使人们所得与其能力相一致，以激励人积极地劳动和工作。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对平均主义原则的否定，必然造成社会成员之间收入上的差别。但如果这种差异过大，或者收入差异的形成并非由于诚实劳动所致，而是由权势地位、人为政策甚至违法犯罪等因素造成的，那么，社会成员对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异问题就会更加敏感，就会产生抵制改革的消极因素。这个问题若不及时妥善解决，会极大影响公众对转轨过程的认同与支持，进而形成转轨成本。

经济转轨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和国家作用的转变。市场经济要求由市场机制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由经济主体自行决定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与计划经济比较，市场经济家的作用方式大大改变了，从资源的直接控制者和垄断者变为资源配置的间接参与者和调节者。这种转变也意味着许多国家机构及其成员要失去以往的权力和利益。在这种权力转换和重新配置过程中，也可能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对权力的滥用现象。因此，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使垄断权力和垄断利益的社会化、市场化过程阻力最小，同时又兼顾社会公平和社会利益，也是影响经济转轨成本的重要因素。

二、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及其主要表现

上述从上说明了经济转轨及其成本的必然性。中国以及其他原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转轨实践，也都证明了经济转轨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成本主要表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