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行为的研究

【作者】李通屏/王金营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力资本和消费者行为理论在经济研究中大放异彩。舒尔茨(T.W.Schultz)、贝克尔(G.S.Becker)、明瑟(J.Mincer)等创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并用以解释技术进步、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原有边界而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和政策领域。杜森贝里(J.S.Duesenberry)、弗里德曼(M.Friedman)、莫迪利亚尼(F.Modigliani)、托宾(J.Tobin)等因消费者行为方面的杰出贡献而折桂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者行为的联系仍是需要加强的研究工作。贝克尔在时间配置理论中虽然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消费和劳动参与的分析框架，但相对于收入效应和增长效应的研究而言，人力资本研究由于忽视消费而不断地遭到抨击（贝克尔，1976）。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一些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张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并据此产生了一些政策实践。居民用于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并不显著，投资率持续走高，消费率持续下降。由此使得人力资本因素纳入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框架，成为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本文以农村为例，试图对我国高人力资本投资和低消费并存的现象进行解释，并试图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带来即期消费增长的条件及其政策含义。文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指居民用来增加人力资本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投资，分别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等支出反映。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中扣除政府消费的部分。一般包括食品、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居住和杂项商品与服务等各项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居民消费行为，用消费倾向、消费支出结构等反映，文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有特殊说明者除外）。
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机制
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框架自凯恩斯以来得到很大发展。从最初刻画短视消费者的绝对收入假说转向刻画前瞻性消费者的跨时消费理论，跨时消费理论也主要由最初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转向预防性储蓄假说，研究焦点从确定性消费行为转向不确定性消费行为，效用函数从二次型发展到了边际效用函数为凸函数，并在预防性储蓄理论中刻画不确定性因素风险。在我国，宋铮(1999)整理了1985-1997年的时序资料，以城市居民的收入标准差和居民收入为解释变量，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标准差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有显著影响，并由此断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1985-1997年中国居民进行储蓄的主要原因。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利用Dynan(1993)发展出来的理论框架，估计出1991-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得出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的结论。施建淮和朱海婷对35个大中城市1999-2003年月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的储蓄行为中确实存在预防性动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当前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孟昕(2001)、孙凤(2002)、罗楚亮(2006)等针对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也同样显示，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万广华等(2003)运用大样本农户调查资料，构建了转型经济中对各种类型变量（如劳动人口负担程度、税费负担、受教育年限等16个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发现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很大，而教育对储蓄的影响很弱，且表现为两个相反的方面。田岗(2004)、杭斌和申春兰(2005)、周建(2005)研究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田岗认为，在风险预期高的状态下，本着风险厌恶的前提，为养家糊口、子女教育、娶妻生子、自己养老等，农村居民不得不抑制消费，进行储蓄。杭斌和申春兰认为，1997年以来，农村服务项目费用飞涨以及农产品生产价格持续下滑是农户预防性储蓄骤然增加、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原因。其中，教育、医疗支出价格上涨对消费的负影响远远大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负效应。周建的研究也同样注意到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对农民经济安全的冲击和对现期消费的制约，强调完善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经济安全感的重大意义。但整个来说，对来自支出不确定性（如教育、医疗保健支出）对消费影响的经验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已使教育和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中国居民不确定性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李通屏，2005）。因此，对人力资本和消费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寻找相关的经验证据是有意义的。
（一）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具有同一性
马克思认为，随技术进步，教育或培训成为工人必要消费的一部分。舒尔茨(1961)曾经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在消费领域进行的，“好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居民消费包括人力资本型和非人力资本型，对人力资本品的购买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内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扩大对人力资本品购买，实际上等于增加现期消费。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现期消费具有替代性
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以获得未来更大的效用或使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平滑化。普兰纳布·巴德汉和克里斯托夫·尤迪(2002)认为，受教育者与不选择受教育者相比，他积累资金来为培训付费，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将其消费降低到低于c[,u]（不选择受教育者的消费水平）的水平。在这个积累阶段，选择一个低于c[,u]的恒定消费流对他来说是最优的。
（三）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居民消费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不同，可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前者是指人力资本投资来源于个人或家庭以外的政府或企业；后者是指来源于个人或家庭的投资。按照投资动力的不同，可分为积极性或诱致性投资和被动性或强制性投资。前者是投资者通过功利性计算，在有充分选择基础上主动做出的投资，后者往往缺乏选择性，在特定环境下不得不做出的一种行为，前者表现为愿意花钱、想花钱，后者表现为购买同样的人力资本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没有选择性，要么坐以待毙（有病不请医生只是等死或失学、辍学），要么花更多的钱治病或上学。更进一步地讲，前者是面向未来的投资行为，后者是应付现在、求得生存、消费者无主权可言的纯粹“消费”行为，这两种投资行为虽然理论上不难区分，但统计上很难区分。
1.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有利于扩大个人消费。家庭或个人以外的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增加个人或家庭用于人力资本的收入或免除人力资本方面花费的后顾之忧，在人力资本品价格不变时，可购买较多人力资本，或在购买同样人力资本的情况下花费个人或家庭较少的收入，因而有较多收入购买其他消费品或者在购买非人力资本品时没有后顾之忧。
2.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一般而言，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是消费者所做的牺牲。在收入一定时，个人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越多，用于即期消费的就越少，二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是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个人同时增加对人力资本品和非人力资本品的购买，因此不会对消费需求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在收入增长较慢的情况下，个人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由此必然会减少对非人力资本品的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品的增加量和非人力资本品减少量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会带来总消费需求的增加，反之，总消费需求减少；三是由于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而非人力资本品价格下降，为保持同样的效用水平，消费者会改变支出结构，增大消费支出中用于人力资本品的部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不足以弥补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带给消费者的损失，将放大消费者的支出上升预期，产生替代效应，即消费者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特别是在对人力资本品的需求无选择性的情况下，这种效应会更明显；在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譬如社会性主体迅速退出，消费者支出预期将迅速上升，而在收入预期黯淡的情况下，消费者将谨慎行事，即期消费难以扩大。
三、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及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绝对量或相对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水平变化具有如下特点。
（一）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199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元提高到2936元，增加3.28倍，人均消费支出由584.63元提高到2184.65元，增加2.74倍，而人力资本投资由58.82元增加到570.82元，增加8.7倍。
（二）随收入增高，收入户间差距扩大，各自消费占比差扩大
随收入增高，不同收入户之间的差距渐次扩大，收入越高的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越大，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高。2004年，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收入户之间的分布为：低收入户为268元，高收入户为1213元，所占比重从21.5%到29.39%。而用现金支出反映的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差距不大，低收入户最低(31.36%)，中高收入户最高(32.99%)。2004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则相当于城镇居民2000年前后的水平。
（三）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货紧缩在时间上同步
从宏观经济看，1996年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折点（樊纲，2003）。在1996年前还属于通货膨胀时期，之后发生了转折，其标志是“信贷萎缩”、物价下降、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显著下降。如物价水平由1994年的21.7%迅速下降到1997年的0.8%，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负增长，经济增长率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低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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