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让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分析

摘要：“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特征和结构特征发生明显变化，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呈现“既过剩，又不足”、短缺与剩余并存的格局。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作为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有利于缓解“刘易斯转折”到来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劳动力问题。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背景下，探讨如何缓解新农村建设中的劳动力问题，加强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的研究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刘易斯转折点”及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1.劳动力转移总体特征的变化。根据《2007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披露的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对农村劳动力利用状况调查的数据，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从长期以来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既过剩，又不足”。单从总量上看，农村劳动力仍然是富余；但从结构上看，熟练劳动力已经出现全面供不应求的现象，尤其青壮年劳动力的短缺现象正在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在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该报告调查，涉及2005年138.42万个家庭212.73万劳动力的就业情况。调查各村平均有52.43％的劳动力从事传统农业，21.06％的劳动力从事本地非农产业，26.51％的劳动力外出打工。随着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推进，农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的就业岗位缩减，农业只吸纳了一半的农村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中的两个重要支撑点[1]。
2.劳动力转移的结构特征的变化。劳动力供求进入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3/4的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另一方面短缺与剩余并存，农村仍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尚在中途。
根据《2007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披露的数据来看，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个比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71.6%、76％和76.4%。大部分的村庄对于自己村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情况表示担忧，认为能够转出的劳动力都已经转出，再没有可转移的劳动力了。这种年轻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今后将会随着人口结构转型过程中年轻劳动力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进一步降低而呈现愈益加重。

二、就地转移模式的发展和功能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对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实现社会稳定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中国农业生产水平还比较低，对自然因素的依赖性很强，“靠天吃饭”的现象普遍存在，农业季节性较强。就地转移模式的转移范围不大，适应农业生产。农业多元化生产增加了农产品的种类和质量，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外，就地转移具有较强的兼业性，为农民提供了农闲时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现在农民收入的构成中，来自非农业的比重接近50%，工资性收入占1/3，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80%左右[3]。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源。
2.有利于农业的发展。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再加上中国人口众多而粮食短缺的国情，中国农业一直是粗放型生产方式，绝大部分农民从事粮食作物的种植，而种植其他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相对较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模式不仅有助于加快农业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改革中国农业生产传统的经营模式，树立农业产业化观念，使农业生产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而且有利于发展环保农业、绿色农业，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产业化坚持了土地规模经营，它的利益实现机制，可以引导农民放弃小农利益主导下的多种避险行为；农业的统一联合生产，又给技术、机械的投入及规模运作提供了基础，也通过规模使用抵减了技术及机械投入的成本。农业产业化的突出特色，还强调以满足国内、国外市场需求为目的组织化生产及服务。利用供求规律及价值规律，农业产业化追逐到了市场需求，因而也能正确地把农业生产结构引导到了多样化的协调生产状态。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收入又投入到农业，增加了农业的投入资金，为进一步提高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