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运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和假设与推理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政府回应兴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要，指出政府回应是指在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对社会需求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行为和过程。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责任性的一种体现。公共行政“政府回应性”的实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模式载体和各自的内容。具体叙述了政府回应形式经历的三个阶段:权威型回应、管理型回应和准市场型回应。重点分析了当前中国政府回应的实践存在的不足及解决措施，指出政府回应的不足主要体现为形式官僚制的过足与实质官僚制的不足。形式官僚制的过足表现在行政责任的流失、行政收益观被扭曲、行政行为僵化导致对社会需求的忽视三方面;实质官僚制的不足则体现为缺乏工具理性精神、过盛的家长制作风、欠缺的法治理念和淡漠的现代契约观念。与政府回应经历的三次转型相对应，公民的回应素质也经历了三次转型，虽然不断提高，但仍存在不足，体现在公民意识的缺失、政治参与的冷漠状态和政治参与的不安情绪。为了建设互动型的政府回应机制，政府有必要实现从“为民政策”到“互动决策”的转变，同时进行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建设，包括建立互动回应的信息保障机制，促进政府回应素质的提高，注重互动回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创设与完善互动的决策机制，完善政府回应的监督机制等。同时应通过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克服公民的政治冷漠和培育健全的公民团体来促进公民回应素质的提高。代写论文网
关键词:政府回应;政民互动;公民意识;行政责任
中文文摘.
政府回应的要求与现代社会扩大民主与普遍的公民参与的政治形势相契合。无论是从政府管理理论的变迁，还是从公共行政模式的擅变来看，政府回应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甚至内蕴着更实质的互动回应要求。回应意味着政府对公众在政策上的接纳，对公众提出的诉求及时做出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问题。这是政治领域对社会领域的响应政府回应社会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向社会领域输出公共政策，形成对全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诸如政治需求、价值需求、文化需求和经济需求等社会需求并不都是一致的，对需求的回应实质上是对利益的选择与整合，主要的着眼点在于能否有效地输出满足利益要求的公共政策，同时关心政策的执行效果和效率。
从宏观的职能特征看，政府回应就是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之于非政治整合的公民意愿和利益诉求的反应及相应予以回复的过程和作为。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至改革开放前后，政府回应的形式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权威型回应阶段，这是在儒家思想统御下的极端单向的中央政府回应模式;其次是管理型回应阶段，这是一种主体上仍然是单向的中央政府回应模式，但是中央政府会在某种程度上有选择地注重民众的需求与呼声;第三是准市场型回应阶段。政府回应方式只是具有了市场回应的特征，但又不完全规范，仍然具有突破正常市场回应的内在冲动。中国政府回应实践以官僚制为载体，但并不是纯粹严格遵从韦伯设计模式的适中官僚制，而是呈现出两种过度偏向的状态，即形式官僚制过足和实质官僚制不足。政府回应所面临的挑战也直接或间接地与体现在这两种过度偏向所带来的弊端上。中国官僚制的实践是与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处于转型期，政府呈现“强势政府”特征，因而政府官员成了一个专业性程度和拥有专门知识程度都更高的集团，其独占的知识更专门化，独占的程度更高，获取官僚集团利益的手段就更多，而且中国的官僚行政是通过“官场知识”，即官场潜规则运行。更多表现出来不是源于严格遵守规则而呈现出的目标替代和反应迟钝、价值缺失等问题，而是由于长期以来人治影响下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更为突出，和内部盛行的“官场知识”而导致扭曲的行政生态。导致出现行政责任的流失，行政收益观被扭曲和行政行为僵化等问题。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形式官僚制过足，但实质官僚制却“不足”，这使得政府回应能力不高，缺乏工具理性精神，家长制作风过盛，法治理念欠缺，现代契约观念淡漠。政府回应能力还与公众对其的培养、期待、监督紧密相关，即与公众的素质紧密相关。公众环境集中体现为公众对政府回应的再回应状况，这可能通过积极或消极的舆论与行动体现出来。与中国政府回应经历的三个阶段相对应，公众环境也在这三种模式下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较之中国社会变革的速度及应对政府回应的素质要求，民众的政治意识一定程度上仍显滞后。由于公民意识欠缺，政治冷漠等诸多因素影响，使中国的公众回应素质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公民意识缺失造成“臣民”意识盛行。在官员面前，民众没有“自我”，对个体权利认识不清，或是不敢争取;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性安排也使广大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经济领域之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加上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关注，人们没有多少时间、精力也没有多少兴趣去了解回应程序、分析回应效果、获取回应信息。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垄断信息来源和控制社会传播媒体，公众只能通过官方电视台、报纸、领导人讲话等获取政府信息。这些信息的过滤系统也完全被操纵在政府手中，同时，政府还可以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经过政治社会化过程来改造公民的自然要求。公民个人生活目标被一些高尚的符号或狂热的语言替代，成为国家政策目标的附属物;现代化进程及体制改革是一个剧烈震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新旧体制、新旧秩序的转轨交替时期。这种现实政治状况渗透到人们心理深处，表现为对政治体系的无所适从感与不安感，无疑将影响到高效能的政治参与。
政府回应制度的实施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是还政于民的过程，它是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政府回应的产出表现为政策输出，决策是其中核心的一个环节。促进决策由单向的“为民决策”，转向双向的“互动决策”，就使政府的互动回应具有了实质性的互动理性。政府回应实践应强化的两个方向:第一是增强民众在实践中的影响力，即对决策的实质性影响，培育政民平等的理念;第二是扩大参与主体。要逐步构建起完整的政府回应的互动机制。这需要首先建立互动回应的信息保障机制，主要涉及政府回应的相关信息和民众需求的相关信息。其次，促进政府回应素质的提高。政府回应素质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与政府组织的整体素质两部分。因为政府组织的整体素质要通过个体的工作人员表现出来，因而首先应把握好作为个体的工作人员的素质建设。二是对理性与作风的适当制约。为了提高政府组织作为整体的回应素质，行政组织也应加强重塑。一是行政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造，减少中间层次，提高回复工作的时效性;二是实现权力下放，增加“街头官僚”的权力和责任，使政府的回复工作更有针对性，满足人民的需求特点;三是清理行政规章，简化办事程序。在保证对公务员进行合理约束和监督的前提下，定期清理不合时宜行政规章、简化办事程序，使公务员可以放手为公共利益服务。四是培育健康的回应文化氛田。健康的回应文化至少应内含“民本”、“民主”、“法治”三方面的内容。再次，注重互动回应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行政管理中，政府回应的载体应主要转到以政府网络为主导的电子化政府(E一Government)。政府必须有效地利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通过不同的信息服务设施(如电话、网络、公用计算机站等)，在其更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下，对政府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提供自动化的信息及其它服务，从而建立一个有回应力、有效率、负责任的、具有更高服务品质的政府。第四，创设与完善互动的决策机制。政府回应质量直接取决于政策输出的适用性与代表性，取决于政策制定初衷的公益性。要保证这些，就必须创立一个能抑制内部效应扩张、不能使官僚随心所欲决策的体制，为此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合理引入并包容民众的实质影响力，这需要通过几个方面的协同运作。一是完善专家、政府研究部门的咨询制度。二是建立审议会制度，由专门组织的官、产、学等各方人士参加。三是完善公开听证制度。第五、完善政府回应的监督机制，在当前立法机构监督、行政机构监督等行政系统内的监督己经证明作用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就需要引入行政系统外的监督。而这最重要的就是赋予民众实质的监督权。提高政府回应素质与能力，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促进公民回应素质的提高。首先，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这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强化宪法的神圣性。二是培养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律观念。三是树立民主、自由和公正的现代精神。四是培养合乎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公德意识。其次，克服公民的政治冷漠。首先需要有物质保障:其次需要给公民参与回应的信心，这要通过“参与回应无过失”和“人身权利与权益受保护”的法制确认为前提。但目前更紧缺的是参与的合理形式。公民的再回应主要是通过行动与舆论实现的，因而应建立这两方面再回应的实现载体:在行动上，可以通过自组织方式实现人民群众制度性的再回应;在舆论上，可以通过大众媒介方式实现民众经常性的再回应。再次，培育健全的公民团体。下层的、分化的和自立的公民团体，需要在国家的引导下逐步细化建立;需要造就真正自治、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独立的公民团体。国家以法律法规引导而不直接管理。摆脱公民团体“半官半民”的尴尬身份。
第1章绪论
1.1课题背景
随着经济的跨国界渗透，政治事务日益丰富、多样化和复杂化，政府失灵成为经常的现象，市场失灵也时有发生。政政府与市场本来应该成为相互治疗的良方，有时呈现的却是叠加失效的“黄宗羲定律”。政府寻租与市场的无效成为无法根治的固疾。由此，以“政府再造”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行政改革的浪潮开始兴起，并由此带动兴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新公共管理思潮”。公共管理作为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部门服务于社会的主要职能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中心。公共管理开始研究公共行政这一特定的过程①，并关注政府如何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把视野扩大到民众方而②。“善治”是一种新的治理理论，“新的理论断言有效的治理意味着国家紧缩开支，变得不那么强有力而取低姿态，国家作为一个几乎并不比其他方面重要多少的合伙者，与私营利益集团一起在网络发挥作用③。它强调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机构、私营机构及其他公众的合作。
就国内情况而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人们的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需求多样化等等。这种从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要求政府适应多样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调整其职能。与传统社会中国家占主导地位不同，在“善治”状态下，由于社会公众占绝大多数，因而更强调公众参与的广度、深度、力度。只有不断加强公众基础实力.扩大和提高公众参与政治的权力，刁’能完善“治理”，实现“善治”。④传统上无所不包的强势政府已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多样化的公共需求，即政府要更好地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求，提供更加全面、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内容和效果直接取决于公众的要求。公众希望政府更重视公共的需求和选择，对公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给与及时回复。于是，政府回应制度建设便应运而生。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与民主观念等的普及，公民获取有关政务治理与管理绩效的信息更为便捷。这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世界范围内的公民参与运动不断走强，“强势民主”、“公民治理”的要求和呼声与日俱增，也要求政府直接面对公众，增强政府回应。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的不少知名学者也为当代公民参与运动的推进提供了理论基础。“强势民主”，“积极的公民资格”和“社区公民治理”等思想都论证着这样一种基本假设，即公民不仅仅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极消费者，听任政府按照自己的想法供给公共物品，而是富有积极能动精神的公民，还是表达利益、影响公共政策的有生力量。①过去高度官僚化的政府运作方式已经远远无法适应这种需要，政府不但要吸引公众参与，更要主动地回应公众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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